丁 茂 战

经济方式能否转型依赖市场而非政府

在应对国际经济危机过程中，中国出手迅速有力，经济率先企稳回升，为全球经济走出低谷发挥了领军作用，得到国际普遍称赞。之所以如此，从制度层面看，关键是我们的政府拥有应对危机的优势，中国政府的动员能力、主导作用比西方主要国家都要强。

我国政府在经济领域、在整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主导能力，这个制度优势一直是存在的。

从政治体制看，我国实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共产党是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处于绝对领导地位；从经济体制上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源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体制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市场经济很不完善。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使我国各级政府在与市场博弈过程中基本都处于优势地位。我们可以进行举国动员，国有企业要在保增长中发挥主力军作用，金融部门要完成贷款任务，各地方政府必须把速度托起来，这是考验执政能力的时候。正是这种动员能力，正是在各级政府保增长的冲锋号中，全国掀起保速度热潮。

然而，高度权威的政府主导能力，也有非常严峻的副作用，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艰难，与此不无关系。

市场制度中的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无论在不在危机面前，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利润，是能不能盈利，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上上策是进行技术创新、降低成本，这也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最大优势。经济危机来临，企业会更加慎重决策是否继续投资，可能作出裁员、减产、创新技术、进行产品转型等决策，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危机是“危”也是“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市场经济制度对于建立创新型经济成长方式具有决定意义。

政府与企业不一样，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也不一样。政府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并且政府经济账算法和企业也不一样。政府没有办法如企业那样精确计算成本、盈利，但是政府能算的是各个国家GDP增长情况，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为官一任不能被骂无能，最能比较的东西就是GDP，保GDP与保利润完全是两个概念，不可能如企业那样精确计算投入产出比，说不计成本是不客观的，只是远不如企业那样珍惜投入，远不如企业那样更专注于选择创新。

政府还要考虑就业，下岗失业多了，政府就失责、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带来社会和政治危机，而保就业的主要办法就是经济正常运行，就是要让本不必须上的项目继续上、不必须贷款的项目继续贷款。

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应对危机时的价值取向与政府基本相似。国有企业经营者不拥有企业财产所有权，与私营企业经营者相比，价值取向多远。私企老板只关心盈利能力，只对自己资产的风险负责。国有企业老板是全国人民，资产最终风险并不都由企业经营者承担，企业经营者对能够决定他们命运的党的组织部门负责，企业经营者首先要听党的话，危机来了，党和政府要求保就业、上项目、上货款，就得保，就得上。依靠国有企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

无疑，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尤其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特别是如果要把追赶美国作为选项，必须首先拥有比美国更有利的推动创新的制度环境。目前，我们只是建立了市场制度基本框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还很强，自主创新制度建设的任务相当繁重，现在还没有资格和条件在创新能力上谈追赶美国，现在仍然是学习、模仿为主，创新之路非常漫长，制度建设任重道远。

就经济发展和增长来讲，政府应对危机比市场更有力，进入低谷时填平这个谷、迈入高峰时削掉那个峰，政府比市场来得快、来得力度大。然而，就常态经济发展而言，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导力量，为市场而非政府。特别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创新能力，靠政府动员机制只能解决某个领域、重要方面的问题，常态化、基本面、永续力，依靠市场而非政府。政府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就基本决定因素而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最终依赖于市场而非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