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茂 战

经济增长的七大支点

经济增长和发展是通向人类幸福的桥梁，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人类有史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因此，自有人类经济生活以来，自人类有了经济思想以来，就没有中断过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思考。自经济学理论诞生以来，经济增长和发展一直就是经济学理论的中心课题，其思想之丰富、之深刻，恐怕任何一个经济家单靠个人力量，都难以挖掘穷尽。

早在300多年前，被誉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就提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名言。这一名言明直白我们：劳动和土地是支撑财富增长的两大要素。

200多年前，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者亚当·斯密，曾留下两个经典名段，其一：“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其二：“基于自利、屠夫、酿酒者和面包师提供的晚餐，我们就知道那绝非是处于社会关怀。每个人都只想到自己…… 但是在一双看不见的手指引下，个人的自利性反而促进了社会的福祉。”分工和市场对财富增长的意义是多么重要，市场制度是促进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

也在200多年前的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科技作用跃然纸上，科技已经是生产力进步和财富增长的倍增器！

上个世纪30年代，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人凯恩斯提出了“三大心理规律”：一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随着收入增加，用来消费部分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从而储蓄增多，实现均衡增长必须把储蓄转化成投资；二为“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随着投资增长、生产规模扩大，产品供给增多，价格随之降低，利润减少。从而导致投资需求的下降，储蓄用不完；三为“流动性偏好规律”：人们出于交易、谨慎和投机三大动机，愿意保持更多的货币，而不愿意保持其他的资本形态的心理法则。从而利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将失去再降的意义，对吸引投资发挥不了作用。归纳之：随着收入增加，消费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必须扩大投资规模来弥补，然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利率下降是有限度，这两点又决定投资需求增加也是有限的，由消费和投资共同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此时如果需要扩大总需求来带动经济增长，必须依靠政府对经济干预。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战后经济增长理论更是百花齐放。哈罗德—多马认为劳动L和资本K结合产生总产量Q，并且得出国民收入与储蓄率成正向正比关系的结论；建立在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继承和批判基础上，索洛在资本K、劳动力L之外引进了一个外生变量A，索洛把A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即所谓的“技术进步”，从而形成了新古典增长模型；舒尔茨等经济学家则将索洛提出的“技术进步”内生化，技术进步来源于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积累和技能提高，从而产生新经济增长理论；基于技术创新、规模收益、教育和资本积累等并没有让某些国家摆脱增长瓶颈，诺斯提出这些要素是经济增长本身，而不是原因，因此认为，一个社会崛起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制度和组织在资源配置上是有效的，如果经济制度和经济组织不是有效的话，经济人就没有激励去创新和投资，经济就不会出现增长，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根本性作用。

畅游浩瀚无边的经济学海洋，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博众家之长，我以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应该为包括七大要素：第一，以土地为核心的自然资源禀赋；第二，以货币资本为核心的物质资本；第三，包括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资本；第四，包括科学和管理等的技术创新；第五，旨在实现潜在收益的制度创新；第六，以命令为特征的政府权威；第七，具有持久影响力的文化和传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