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茂 战

过分依赖投资支撑增长是制度性倒退

通过扩大投资支撑经济增长，属于经济萧条时的反危机措施，属于非常举措。如果投资和消费失衡成为常态，则将影响经济效率、降低经济增长质量、泱及民生，属于反市场行为，是制度性倒退。

第一，人民群众没有充分享受经济增长成果，有悖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刨根溯源，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创造更多的财富，享受更多的财富，享受更多的幸福。1978-2008年，国家GDP由3645.2增长300670亿元，增长了81.48倍，国家财政收入由1132.3增长到61316.9亿元，增长了53.15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510增长到15781元，仅增长9.4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686增长到4761元，增长更少，只有5.94倍。居民从国家经济增长中分得的份额，与国家收入差距之大，以至于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居民还把这样少的所得，进行了积累、存进了银行，1978-2008年，城乡储蓄存款年终余额由210.6亿增长到217875亿，增长了1034倍。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积累得多一些实属正常，然而，如果国家GDP增长80多倍、国家财政增长了50多倍，而居民收入只增长几倍，几倍增长的收入中还要贡献出1034倍增长的积累，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第二，投资对GDP贡献已呈边际递减趋势，投资比例太大已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1981、2000、2008三个年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为961、32917.7、172291.1亿元，对当年GDP的贡献比例分别为26.7%、34.3%和41.1%，按照支出法计算，同期对GDP贡献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别是1339.3、33844.4、126209.5亿元。很明显，随着投资对GDP贡献比例增加，1元钱的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逐年下降，1981年为1.39元，2000年为1.03元，2008年下降到0.73元。正如马凯同志在2004年一次会议讲话中所言，“固定资产投资率长期保持较高水平，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的投资高达5亿元”。以这样的投资回报率来推动GDP增长，成本太高、代价太大了。

第三，投资比例过大，造成产能过剩，且强化了对粗放式增长路径的依赖。投资拉动增长与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是子和父的关系。往往在经济进入低迷阶段，政府为保增长要进行投资干预，通过行政执行力，向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下达增长指标，而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往往把政府下达的保增长作为第一位的政治任务，此时投资效率为其次，能上什么项目就上什么项目，什么项目最容易上就上什么项目，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因素，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资源消耗型、规模扩张型、知识贫乏型项目，自然成为便捷的首选。例如，去年第四、今年第一、二的三个季度里，我国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68.2%、68.8%、73.1%，铝冶炼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62.6%、58.1%、65.7%，铁合金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58.1%、61.2%、70.4%，而期间各行业还在继续扩充产能。我国大约有6亿吨钢铁产生，5亿吨产量，国内只有4亿吨消费能力，一些钢铁企业还在继续扩大产能。根据《2009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夏季报告》，目前我国水泥产能过剩3亿吨，而在建水泥生产线200条，新增产能2亿吨。

第四，行政主导投资，还将破坏市场秩序，增大投资风险，是一种制度性倒退。政府关注的是经济增长速度，市场主体关注的是投资效益；追求增长速度注重数量扩张，追求效益注重内涵提升；政府依托的是行政执行力，企业依托的是市场竞争力。政府主导投资扩张，在挤压民间投资的同时，还弱化了市场主体投资力量，最终将淡化市场竞争意识。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必然注重基本设施建设，除了扩张产能外，就是铁路、公路、机场等的投资周期长、市场回报率低的“铁公鸡”项目，而投资扩张的资金来源是银行，这就把投资风险转嫁给了金融机构，将使经济风险向整个经济领域蔓延，给经济长远发展埋下了隐患。违背市场法则的行政主导性投资，最终是对市场制度的破坏，破坏的是长远发展，是典型的急功近利式的促进增长的手段。